试论孙中山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历代有为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和民族的多事之秋生发的一种社会意识，它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也表现出对中华民族在列强环伺的恶劣环境下的前途和命运的深刻的忧患意识，并使古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孙中山的忧患意识，一方面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种种可忧之“患”在他心灵的投影，另一方面是他放眼世界、考察西方所获得的一种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警觉，同时也是继承古代知识分子忧患传统的结果。

时代孕育了孙中山的忧患意识。孙中山生活的时代，正是古老中国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时代。在帝国主义和本国专制政府的压迫剥削之下，国陷于危亡，民陷于水火。孙中山的忧患意识正是这一时代条件、时代特征的反映，也是这一社会现实影响和刺激的结果。

中西的反差孕育了孙中山的忧患意识。孙中山曾“环绕地球，周游列国”，到过欧、亚、美洲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亲眼目睹和切身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的物质文明。通过中西比较，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和不足；中西之间的强烈反差更加重了孙中山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诸如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和冲突、工人失业、小生产者破产、经济危机等等，也引起了孙中山对中国发展前途的忧虑。这是其忧患意识生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孕育了孙中山的忧患意识。中国知识分子由于长期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伦理和思维定势。孙中山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古代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自然会影响着他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并且，孙中山一直反对对传统文化持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和采取形式主义的方法，主张“以古人之思想，资今日学问”，强调“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在这样一种理念指导之下，孙中山继承古代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也就势在必然了。因此，孙中山忧患意识的生成，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孙中山的忧患意识，既包括对国家的忧患，也包括对国民的忧患。

忧国。孙中山曾说：“文自束发受书，知忧国家”。目睹现实，反观西方，他从年少时起，就开始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患，这也是其忧患意识的核心。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忧国家主权之丧失。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中国尽管在形式上还保持着独立，实际上已经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对于国家主权的丧失，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恶浪，孙中山深感不安和忧虑，这是他忧国意识的起点，也是其忧国意识的重心。第二，忧国家政治之腐败。孙中山由于早年曾和中国的官僚阶层有密切的来往，并对中国官场的情形进行过许多研究，因此，他对弥漫于官场的腐败行为，了解至深，忧患至甚，抨击也至为激烈。辛亥革命之后，对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孙中山更感忧虑和不安。对国家政治的忧虑是孙中山忧国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忧国家经济之落后。孙中山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患贫”，“成了民穷财尽的世界，人民日日有患贫之忧，受贫穷的困苦”。那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土地有这么大、矿藏有这么富、农产有这样多的国家，为什么还弄到民穷财尽，人民日日受贫穷的困苦呢？在他看来，“最大的原因，是受外国经济压迫”。孙中山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落后，认清了导致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他忧国意识的内容之一。

忧民。国是由民组成的，对国家的忧患，最终必然归结为对国民的忧患。孙中山的忧民意识，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忧国民素质之低下。孙中山认为，中国虽号称文明古国，但男子受过教育的不及十分之六，女子受过教育的不及十分之三，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较低。同时，中国人民千百年来都是生活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重压之下，奴性已深，缺乏民主参政意识，也不知民主为何物，国民政治素质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再者，在孙中山看来，要造成一个好的国家，必须要求国民具有高尚的道德，一个国家能不能强盛，能不能长治久安，与国民道德水准的高低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我们中国人缺乏修身功夫，一举一动都欠检点”。因此，对于国民的文化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孙中山是满怀忧虑的。第二，忧民之生计困苦。孙中山来自社会的下层，对老百姓的处境有着切身感受和体验，因而常为国民的生计担忧，立志“拯救斯民于水火”。他指出：满清统治者在经济上恣意剥夺人民的财产，贪婪吸取人民的血汗，“剥民之肤以为衣，吮民之血以为食”，“弄到民困财尽，颠沛流离，沦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北洋军阀统治期间，由于加重了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加上军阀战争的烧杀破坏和兵匪的抢劫虏掠，使广大人民愈益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孙中山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应当说，从早年到晚年，孙中山对老百姓是深切同情的，忧民之生计困苦，是他忧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孙中山的忧患意识，主要是对国家、人民的忧患，其中，忧民是起点，忧国是其忧患意识的最终归宿。

综观孙中山的忧患意识，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忧中国与忧世界的统一。孙中山不仅忧国忧民，而且心忧世界和天下。他深切同情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境遇，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一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早在1897年，孙中山就对日本好友宫崎寅藏说：“吾党所以努力奋发”，目的在“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这也就表达了他对亚洲和世界各被压迫民族所受屈辱的忧虑和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亚洲觉醒的时代”，孙中山鲜明地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声援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晚年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不可避免。扶助弱小民族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也是中国未来希望之所在与发达的条件。孙中山已把“济弱扶倾”看成是中华民族应尽的一份职责，并把它与中华民族的发达和希望密切联系起来。这既体现了孙中山的博大胸怀和政治远见，更表明了孙中山对世界的忧虑和担心。因此，孙中山的忧患意识是忧国与忧世界的有机统一。

忧患意识与乐观情怀的统一。孙中山一方面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具有饱满的乐观情怀。在他看来，“乐观者，成功之源；悲观者，失败之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孙中山一方面对国家、人民乃至世界心存忧患；另一方面又对国家、人民乃至世界的前途命运充满信心。如他在忧国家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同时，又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孙中山还曾畅言：“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由此不难看出，孙中山的忧患意识与他的乐观情怀是相伴随的。

心忧与实干的统一。孙中山既重心忧，更重实干。可以说，他心忧之时，也就是他实干之始。如他心忧国家主权之丧失，便极力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已丧失的国家主权，并断然拒绝帝国主义列强提出的一些有损国家主权的无理要求。他心忧国家政治之腐败，便组织兴中会、同盟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以图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辛亥革命以后，又力主北伐，以摧毁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他心忧国家经济之落后，便埋头制定《实业计划》，一心从事实业建设。他心忧国民素质之低下，便力倡普及教育，主张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来提高全体国民的素养。纵观孙中山的一生，是坚韧不拔、奋斗不息的一生。其忧患意识是与实干精神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心忧，才促使他实干。